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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.09.23 | 9K | AMD | AMD Expert: Agent CPU Sizing

原标题:AMD离职专家|个人agent可按活跃用户数与每用户平均8个CPU核测算需求并结合2倍至4倍超配,CPU与GPU需分别按沙箱负载和token指标核算;训练市场仍由英伟达主导,推理端P和D异构芯片或在未来2到5年成为主流,Cerebras受44GB SRAM容量约束而需外挂DRAM,AMD凭借与英伟达70%到80%的架构相似度保持第二位适配能力

#semis #agents

Meritco 久谦 · 2026-09-23

摘要

个人agent的CPU需求可按每用户平均8个CPU核并结合超配测算,GPU则按token与延迟独立核算。训练仍以英伟达为主,推理ASIC及P和D异构方案将加速渗透;Cerebras受SRAM容量限制,AMD凭借GPGPU相似架构在适配能力上 位居第二

要点

  1. 个人agent的CPU需求可按活跃用户数与每用户平均8个CPU核测算,低端配置可从2个核起步并随任务复杂度动态升至4个或8个核;云厂商通常还会采用2倍甚至4倍超配,因此必须同时考虑沙箱数量、饱和度和分时复用
  1. CPU需求与沙箱、任务和线程数量相关,并不与token数量直接正相关;GPU应按每token、每秒、每用户及延迟目标测算,CPU与GPU按1:4等固定比例配置并不可靠,两类集群在不同rack中通过API解耦调用
  1. 训练市场大概率仍由英伟达GPU主导,数千张卡乃至万卡集群能力和CUDA通用生态构成核心壁垒;推理市场ASIC占比将持续提高,针对P和D采用不同芯片或异构组合可能在未来2到5年内迅速成为相对主流方案
  1. 英伟达凭借上万个细粒度计算单元、Multi-Stream和软件优化,可在4类输入输出长短组合中兼顾吞吐、TTFT与延迟;粗粒度ASIC虽可能在长上下文等特定场景占优,但通常更难实现跨负载的均衡表现
  1. Cerebras的44GB SRAM适合承载MoE中的expert并减少数据搬运,按FP8计算,40GB SRAM理论上对应约40G参数权重,但实际还需预留中间值、缓存和部分KV

Cache空间;SRAM容量增速跟不上每代2到3倍的算力提升,长期前景有限

  1. Cerebras外挂DRAM可形成SRAM与DRAM两级存储并缓解容量短板,但延迟可能约为SRAM的10倍;通用适配能力方面AMD可排第二,其架构与英伟达约70%到80%相似,而CUDA仍使英伟达在新模型Day 0支持上保持明显优势

Q:最近Metamuse对CPU需求的拉动情况如何?其带来的增量需求大致可以如何测算?

A:Muse属于个人agent,因此可能需要为其分配专用CPU核,以启动沙箱或虚拟机。业界通常会为agent配置不同档位:相对保守、性能略低的方案可能配置4到8个核;相对激进、更加重视用户体验的方案可能配置8到16个核,中位数可按8个核考虑 。云厂商也会像销售虚拟机一样设置多个档位,低端方案可能仅配置2个核。

Q:平均每个用户可以按对应8个CPU核计算吗?

A:可以按8个核考虑,再根据各家的物理CPU型号进行折算,例如一颗物理CPU能够服务多少个用户。此外,还要观察Muse的实际用户数,尤其是活跃用户数,但我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数据。

Q:vCPU,即虚拟CPU,与CPU core之间是什么关系?

A:此前讨论的是物理CPU和物理核。从虚拟化角度看,vCPU有可能指具体分配的核数,但还要考虑分时复用。假设一颗物理CPU有256个核,每个沙箱或虚拟机分配8个核,直接相除只能服务32个用户;但实际不会只分配给32个用户,因为用户活跃度存在 峰谷,云厂商通常会进行超配。

如果按一倍超配计算,就可以服务64个客户,但这64个客户并非始终同时使用资源。如果部分客户在峰值时段同时使用,则可进行分时复用。测算时可以纳入超配因子、饱和度以及不同时段的饱和度。每项业务的情况不同,我无法给出具体数字,但这是其中一种测算方 法。

实际肯定会超配,可能按2倍,甚至更高的4倍超配。只要能够进行分时复用,并迅速将沙箱从静态存储中拉起,用户感受到的可能只是响应速度下降,即应用程序发出请求后的整体反馈变慢,而不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离线感。

Q:这里是否存在冗余配置的概念?

A: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超配和分时利用。简单来说,实际只有一份CPU资源,却可以对外提供两份CPU资源,相当于各分配一半。如果某一时点只有一个用户使用,该用户就可以独占资源;如果两个用户同时使用,则将一半时间分配给一个用户、另一半时间分配给另一 个用户,并在两者之间来回切换。用户感受到的是性能或体验下降,而不是完全无法使用。

Q:一个CPU核可以简单理解为用于执行一个进程吗?

A:不能。CPU核代表分配给用户的一项硬件资源。理论上,一个核在某个微观时点可以运行一个线程,但从宏观上看可以在不同线程之间切换,并非一个核固定绑定一个线程。

Q:例如让agent帮助用户点外卖或预订酒店,虽然期间可能切换多个App并调用不同线程,但整个过程有可能只使用一个CPU core,可以这样理解吗?

A:有可能,但负载较高时会配置多核。现在的OS通常会运行多个线程,而不是只运行单线程。配置多核后,可以并发运行不同线程,从而提升综合响应速度。理论上,一个核可以对应一个虚拟机;但如果虚拟机中存在多个线程,一个核在某个时点只能让这些线程依次排 队,响应速度就会变慢。因此,从能否运行的角度看,一个核可以运行;但为了改善用户体验,需要配置更多核。

Q:能否根据agent应用产生的token数量,反推出所需的CPU core数量?除按用户数量测算外,能否根据token数量测算CPU需求?

A:不能。例如,同样是人与AI对话,有些问题只需简短回答,有些问题则需要较长回答,每次对话场景都可能有很大差异。不同模型的表现也不相同,同一个问题交给不同模型,消耗的token数量可能不同。此外,每个模型还可能提供快速响应模式或深度模式,选 择不同模式后产生的token数量也不同,因此情况非常复杂。

CPU core数量与任务数量、线程数量的相关性更高,并不与token数量直接正相关。用于维护agent沙箱和session的CPU集群,与负责生成token的GPU应位于两个不同的rack。只有agent需要token时,才会通过API申请调用GPU,因此两者是解耦的。

Q:AMD EPYC CPU的预期出货量大概是多少?

A:这个问题无法预测。相对明确的是,Muse具有较强代表性,说明现在的agent已经非常个人化。需要追踪的不仅是Muse,还包括各大云平台agent的活跃用户数量。例如,阿里几年前就在做无影,其背后原本就是云计算;进入AI agent时代后,无影也会向围绕agent和OS的方向演进。

可以追踪agent的活跃用户数量,再按每个用户平均8个CPU core测算,从而得到一个基础数字。但随着用户对agent的使用不断深入,即使用户数保持不变,单个用户平均需要的沙箱数量也可能增加。例如,用户订购Kimi套餐后,随着使用程度由浅入深,单个用户的资源需求也会继续提升。

Q:网上有些测算认为,Muse Secure VM每个用户使用2个CPU core,而您采用每个用户8个CPU core的假设。应如何理解这一差异?

A:第一,要看用户需要完成什么任务;第二,要看是否采用成本较低但响应较慢的方式。购买高端CPU,是因为高端CPU执行并行任务的能力更强。老款CPU或核数较少的CPU并非不能运行Windows,只是运行速度较慢。阿里云最低档的实例也会提供2个 核,同样能够完成相应任务,只是速度较慢。

因此,实际可能按需购买,并根据任务复杂度动态配置资源。当前技术方向是让沙箱像切换线程一样快速启动和关闭。用于维护session的上下文存储与CPU core相互解耦,启动初期可以只分配2个CPU core;随着同一session中的任务越来越复杂,不排除采用动态算法,将沙箱切换至4个核或8个核,实现动态升级。

Q:如果给agent一个任务,最终可能返回1万个token,也可能返回10万个token。虽然token数量不同,但由于任务数量相同,对CPU core或CPU quota的需求能否理解为相同,而GPU需求则不同?

A:两类需求不同。计算CPU数量时,应从沙箱数量的角度推算;计算GPU数量时,则应关注每token、每秒、每用户等指标。在满足一定延迟和服务质量的情况下,GPU benchmark会给出某款GPU在特定上下文输入和输出条件下,能否维持例如每个用户每秒50个token,据此可以计算一块GPU能够服务多少个用户。

GPU和CPU应当分开计算。所谓GPU与CPU按照1:4等固定比例配置,我认为并不可靠。这两类算力本来就可以结合调度,强行根据GPU数量反推CPU数量并不科学。GPU应采用每token、每秒、每用户等指标测算,CPU则应根据沙箱数量和运行负 载测算。

Q:对于GPU和ASIC,您如何看待未来技术路线的发展和演进趋势?目前除GPU外,还有Groq的LPU、Cerebras、TPU、各家CSP自研芯片以及OpenAI芯片等多种路线。

A:需要从训练和推理两个角度分析。训练市场大概率仍将由英伟达GPU主导。当前模型规模很大,集群规模非常重要,必须达到数千张卡甚至万卡规模,才能训练如此庞大的模型。目前具备这种能力的主要是英伟达和谷歌TPU。但谷歌TPU的问题是可能主要用于训 练谷歌自己的模型,通用性仍然不足。在市场上仍有多种模型并存的情况下,训练市场一定还是英伟达占据主要份额。

在推理市场,ASIC的占比一定会越来越高。即使是英伟达GPU,也在逐渐向ASIC方向发展,其加入的专用计算单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ASIC。但英伟达存在历史包袱,还需要兼顾CUDA框架,因此不能将全部芯片面积用于专用计算单元。在部分场景下,其性 价比可能无法做到极致,尤其是在低延迟场景中可能存在架构缺陷。

因此,英伟达才会引入类似RPU的组合,以解决decoding阶段在低延迟条件下的吞吐问题,形成GPU加RPU的组合。甚至还有将Transformer中的Attention、FFN等部分放到专用单元中的方案,目的都是在保证吞吐的同时改善延迟。 英伟达最了解整体业务需求和痛点,这类组合方案具有代表性,也说明ASIC一定会进入市场。

ASIC同样面临问题。如果Prefill-Decode Disaggregation成为业界标准架构,同一种ASIC可能很难同时做好P和D,因此可能采用异构方案。异构方案可以由不同厂商组合,一家负责P、另一家负责D,各自发挥优势。例如,AMD、AWS与Cerebras之间都可能探讨此类合作。

OpenAI的芯片相对特殊。从benchmark来看,它似乎可以在单一芯片中同时兼顾P和D并达到平衡,但具体设计尚不为外界所知。一种可能是在芯片内部用一部分资源解决P、另一部分资源解决D,形成单芯片内部异构。不过,目前披露的测试主要针对较小模型,可能在单芯片中就完成了Prefill-Decode Disaggregation混合部署。当前模型越来越大,单机多卡都未必足够,必须采用多节点部署,而其多节点Prefill-Decode Disaggregation表现尚未看到相关数据,仍有待观察。

未来不排除衍生出P节点芯片和D节点芯片两类产品,单一厂商也可能推出两种不同芯片。无论如何,针对P和D采用不同芯片或异构组合,可能在未来2到5年内迅速成为相对主流的解决方案。

Q:不同应用场景和工作负载是否会对GPU或ASIC提出不同要求?不同性能指标和各自优劣势分别适合哪些场景与workload?

A:从大语言模型的角度看,首先要考虑输入和输出的长短组合:两者都长、两者都短、输入长而输出短、输入短而输出长,共有4种基本组合。“长”本身也有不同程度,因此benchmark会设置多个阶梯。理论上可以针对每种组合设计专用硬件,但我认为并不划 算,因为芯片仍需要依靠规模摊薄成本。

更合理的方式是通过软件,在单一芯片上尽可能平衡不同的上下文输入和输出。英伟达芯片在新模型的多种典型输入输出条件下,通常表现得相对均衡,这体现了其软件优化能力。其SM架构从编程角度可以兼顾多个极端场景,例如输入输出都短或都长,并通过软件取得相 对均衡的结果。

ASIC可能更难做到全面均衡。部分ASIC可能在长上下文场景中更有优势,但在输入输出都很短的场景中,由于编程粒度和计算单元粒度较粗,可能难以通过编程充分利用算力,因此更偏向特定场景。不过,芯片仍然需要规模,不太可能针对每一种case分别设计 芯片,只能结合软件方法尽可能达到平衡。

Q:除输入、输出长短形成的4种场景外,是否还需要考虑延迟、TTFT等指标?

A:这些指标都需要衡量,不能只提高吞吐,却让TTFT等延迟指标表现很差。现在MLPerf之类的benchmark会设定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场景,通过这些场景衡量软硬件协同能力。评估时不会只看硬件,而是看硬件与软件结合后,能否在不同场景下取得 平衡。这非常考验软件能力,当然软件能力也受硬件架构特点制约。

以英伟达GPGPU为例,其拥有上万个可调用的细粒度单元,能够灵活组合。在不同负载下,可以让不同数量的单元完成一个任务,并通过软件灵活组织这些单元。部分ASIC则采用较大的计算核,编程粒度更粗。假设只有16个大核,就需要积累足以占用4个核或8 个核的计算量后再进行调度。这样可以提升吞吐和算力利用率,但延迟会比较差。

英伟达的调度粒度较细,可以灵活组合,相当于既可以发小车,也可以发中型车或大车;再结合Multi-Stream等方式,更容易通过软件编程在延迟和吞吐之间取得平衡。对于粗粒度CPU core,可组合的case较少,部分case甚至可能无法处理,硬件架构也可能决定其很难同时实现低延迟和稳定吞吐。英伟达在不同benchmark场景中的表现通常相对均衡。

Q:Cerebras这类产品和技术路线最适合哪些工作负载和应用场景?

A:P和D都可以做,但从成本角度看,其单个wafer中的可用存储仍然较小。如果完全使用这类芯片拼接一个大模型,需要的芯片数量会非常多。其最突出的优势是SRAM,因为SRAM是距离计算单元最近的一类存储,但容量也较小。目前的一种做法是将MoE 模型中的expert放入SRAM,因为每个expert相当于一个小型专家模型,权重较小,可以利用SRAM发挥优势。

此外,它还可以用于某些固定阶段,这两个维度可能结合使用。

Q:对于3万亿到5万亿参数规模的MoE大模型,能否在Cerebras的设备上实现高效率、低成本和高速度运行?

A:从技术上看,可以将一个很大的模型全部部署到其系统上,但需要大量wafer,而且制造成本很高。如此大的die在良率等方面本来就很难控制,因此成本会极高。将P节点替换为其他厂商的芯片,是降低整体方案成本的一种方式。

其自身已经很难继续挖掘太多降本空间,只能将一部分任务交给其他芯片处理,从整体系统层面实现降本。

Q:MoE大模型中包含很多expert。Cerebras的SRAM容量小于英伟达HBM,如果在SRAM中放入一个或多个expert,能否帮助其扬长避短?

A:这正是扬长避短。将较小的权重放入SRAM后,计算可以完全或大部分在芯片内部完成,无需频繁将数据搬出芯片。数据只在输入和输出结果时各交换一次,与计算过程中不断和DDR交换完全不同,因此可以避免数量级上的延迟。

Q:将模型或expert放入SRAM,属于部署或软件侧的工作吗?

A:属于软件工作。需要拆分一个大模型,如果其中一部分是一个expert,就将其分配到一台Cerebras设备上。假设一个模型有256个expert,就可以将其相应分配到多个设备。不能简单按照传统TP或Tensor并行方式机械切分,而要结合e xpert结构进行组合和划分。

Q:Cerebras一片Wafer-Scale Engine大约有44GB SRAM。提供推理服务时,SRAM中通常存放什么内容?是模型权重、KV Cache,还是其他数据?

A:KV Cache整体无法放入SRAM,可能需要放在GPU侧或其他容量更大的存储侧,因为其空间需求非常大。但计算时仍可能需要将部分KV Cache读入SRAM。因此,SRAM除存放权重外,还需要预留一部分空间,将当前计算所需的KV Cache传入其中,在芯片内部完成计算后再输出。

Q:SRAM容量与可容纳模型参数量之间大致是什么换算关系?例如每GB SRAM能够存放多少参数?

A:简单按FP8权重计算,假设有40GB SRAM,可以大致理解为能够存放40GB模型权重。FP8格式下,每个参数按1 byte计算,因此40GB SRAM理论上可对应约40G参数的权重。

但实际不能将全部空间用于存放权重,因为还要考虑计算中间值、中间缓存以及计算时读入的部分KV Cache,所以实际可容纳的权重需要更少。目前较主流的方案也会对KV Cache进行FP8量化。

Q:量化后能否缩小数据尺寸?

A:可以。FP8意味着每项数据按1 byte计算。模型训练完成后,如果不压缩,可能采用FP32等更高精度格式。目前FP8已经得到充分验证,推理时基本可以使用FP8,甚至部分采用FP4或介于两者之间的FP6,但测算时可以先按主流FP8计算。

Q:您如何看待Cerebras这类技术路线的长期前景?

A:我认为前景有限,因为SRAM这种存储方式不会随着工艺升级而实现质的容量提升。例如,从5纳米升级至3纳米后,在同样大小的wafer上,SRAM容量不会像计算单元一样实现线性或数量级提升。SRAM结构本身很难仅依靠先进制程快速增加容量,这是 一个致命缺点。

其存储容量增速跟不上算力增速。以英伟达为例,目前每一代工艺和架构升级仍可带来2到3倍算力提升,但SRAM容量无法实现同等幅度的增长,因此会越来越难以匹配算力需求。

Q:如果依靠软件优化,通常能够带来多大的提升空间?

A:目前能够看到的主要优化方式是量化,即减少存储所需的byte数。压缩一定会造成精度损失,但以当前的软件算法看,FP8相较FP16的精度损失可以认为很小。

FP4可以用于模型的部分层,形成混合精度量化,效果可能也可以接受。但如果进一步采用更低位宽的定点量化,精度损失可能会很大,在部分任务和数据精度场景中,用户会产生明显感知。

Q:英伟达收购的Groq,其技术亮点似乎也是SRAM。Groq未来的提升空间是否同样有限?

A:我认为同样有限。但它的优势是不需要采用一颗超大die,可以使用更小的die。die越小,良率越高;良率越高,成本越低。因此,它可以用更多小芯片替代单颗超大芯片,同时将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。

Q:Cerebras的Inference Stack从第一代升级到第二代后,据说效率提高了一倍:过去运行一个模型需要100多台设备,现在可能只需50多台或60到70台。纯软件升级是否可能实现这种幅度的性能或成本改善?

A:理论上,如果处理性能翻倍,在相同负载下,设备用量就可以减少一半。通过纯软件升级实现这种提升是有可能的,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初代软件栈的优化程度不够高。

但在性能已经提升一倍后,不太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再次提升一倍。优化会越来越困难,后续提升幅度会逐渐下降。目前也可以借助agent或大模型等软件方法探索编译优化空间,但这种提升不可能无限持续。

Q:Cerebras的roadmap规划通过wafer-to-wafer、wafer-on-wafer或Hybrid Bonding集成额外DRAM。假设每个CPU core增加约2MB,约90万个CPU core合计可能达到1.8TB DRAM,您如何看待这条路线?它能否显著改善当前短板?

A:这正是为了解决此前提到的物理限制:SRAM很难随着制程升级而成倍增加容量,因此外挂DRAM是合理的。如果Cerebras希望不依赖其他厂商的Prefill-Decode Disaggregation方案,或者希望从自身角度降低成本,就一定需要外挂DRAM。

外挂DRAM后,SRAM与DRAM将形成两级存储关系,关键问题在于高速互连,即外挂DRAM能够以多大带宽连接到计算wafer。这种方案带有一定的不得已成分,目的是突破原有SRAM容量过小且成本很高的限制。

Q:如果通过Hybrid Bonding实现类似3D堆叠,将DRAM与原有wafer上的计算单元和SRAM连接起来,其互连速度和带宽是否会比较理想?

A:它一定会比SRAM慢。即使互连设计得很好,我认为两者之间也可能至少存在一个数量级的差距。例如,外挂DRAM的延迟可能约为SRAM的10倍。尽管如此,这仍可能是现有架构下较好、甚至唯一能够较好解决容量问题的方案。

Q:从产业角度看,后续各种ASIC厂商中,您更看好哪些公司?原因是什么?内地市场的情况又如何?

A:需要综合考虑出货量、市场、软件可编程性以及应用生态,我认为最终不会剩下很多厂商。从通用市场看,已经有英伟达和AMD。TPU目前还不能算完全通用,但具有软硬件结合的优势,也有谷歌自己的模型,还可以针对特定客户和特定模型组建专门团队进行优化 。

对于小型创业公司,我整体并不看好,国际市场很难容纳太多厂商。内地市场的情况有所不同,我相对看好阿里和H公司。部分其他厂商目前表现尚可,但未来情况很难判断,因为内地市场还涉及产能分配、政策等问题。很多其他公司的前景可能并不理想,市场没有必要容 纳如此多厂商。

阿里的芯片架构以及软硬件结合兼容性相对较好,适配能力较强,并且自身拥有足够体量,可以围绕自身业务开展定制化发展。其他厂商如果只是增加投入,同时还受到产能等因素限制,我认为发展空间不会太大,其他方面的表现可能更差。

Q:Anthropic等海外大模型厂商自行设计ASIC,是否也有发展机会?

A:大型厂商发展定制化ASIC具有一定空间。OpenAI已经展示了这种可能性:结合AI辅助设计能力以及软件侧AI agent的作用,可以在大约9个月内从芯片设计推进至实际模型部署,并取得一定性能。

这类公司本身具有较强的AI能力,也拥有自己的应用负载,对模型算法理解较深。在AI加持下,它们能够快速迭代定制化产品,我认为会形成一定体量。但最终仍取决于各家公司的实际能力。有些厂商启动得更早,但目前的表现未必很好,因此不能只看启动时间。

Q:这种自研ASIC能力是如何构建的?为什么有些公司能够做起来,而有些公司不能?

A:综合来看有几个因素。第一,公司本身对AI理解较深,并且自行研发大模型,其模型通用性和知识能力较强。第二,公司使用AI工具的能力很强。第三,还需要外部支持,例如博通这样的公司能够在硬件设计方面提供定制化支持,这一点也非常关键。上述因素共同 促使这些公司能够快速推进自研ASIC。

Q:英伟达的软件生态优势主要来自CUDA。CUDA是否使英伟达能够更快部署新模型,而AMD或其他ASIC需要更长的部署和适配时间?这种生态优势最终体现在哪些客户价值、经济性或成本优势上?

A:很多公司开展研究和开发,尤其是模型端开发时,天然会使用英伟达GPU。因此,新算法发布后,CUDA通常能够立即提供支持,功能甚至性能表现都比较好。例如,新版本模型发布时,如果研发过程原本就在英伟达平台上进行,设计阶段已经充分利用英伟达硬件能力,那么在Day 0时,该模型在英伟达平台上就能获得较好的基础性能。虽然仍有优化空间,但至少发布时即可使用。

其他平台适配同一个新模型时,如果模型厂商没有深度参与,就一定会存在时间差,具体时长取决于各家的软件能力。有一类情况比较特殊,即模型与硬件由同一家公司协同设计,此时专用模型与专用硬件也可能具备成本优势。

但如果一家ASIC厂商希望进入通用市场,并开放支持不同厂商的各种模型,就一定需要追赶CUDA生态,而且可能不具备明显优势。其硬件架构也可能不适合某些新算法。由于当前新模型算法主要诞生于以CUDA为主的生态,天然会在CUDA上运行得更好。

Q:以Cerebras为例,如果其目前能够部署Kimi,而Kimi从K2.8升级至K3,您预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K3部署到Cerebras设备上?

A:实现基本功能会比较快。如果只是让模型运行起来,也许可以在1个月以内完成,甚至2到3周就能跟进。但何时能够将性能优化到位则很难判断。Cerebras几乎没有外部生态,适配工作基本需要自行完成,模型厂商也未必会专门配合。

因此,我无法判断其何时能够达到较好的性能。甚至不排除其硬件架构与某个模型适配不佳,或者无法充分发挥该模型的极致性能。

Q:适配一个新模型通常需要多大规模的工程师团队?

A:这不完全取决于绝对人数。在AI时代,并非人数越多就越能完成任务。对于系统性问题,几十人的团队可能已经足够。团队既要有懂计算的人员,也要有懂网络和系统的人员。几十人的团队适配一个模型已经可行,团队过大反而会产生沟通成本。由小几十人的团队专 门针对一个模型进行优化,应该比较合适。

Q:AMD是否也面临CUDA生态所带来的类似适配挑战?能否举例说明其对新模型的支持情况?

A:AMD同样面临这类挑战。例如,某个新模型的4.1版本发布后,AMD未必能够在Day 0提供支持。从公开信息看,发布至少24小时后可能仍未出现相应支持或公开性能数据,因此差距确实存在。

不同模型需要case by case分析。如果新一代与上一代模型的架构变化不大,基本功能通常没有问题,只是性能仍需继续优化。但如果模型版本之间出现大量计算结构变化,非英伟达平台在Day 0时甚至可能无法提供完整的功能支持。

Q:因此,新模型的适配时间只能case by case讨论,无法给出通用的经验数值,是吗?

A:是的,无法给出统一数值。

Q:横向比较AMD与AWS Trainium、Inferentia及TPU等ASIC平台时,AMD在新模型支持和适配方面是否更具优势?

A:AMD相对这些平台肯定更有优势。如果按照运行和适配能力排名,AMD排在第二位没有问题。首要原因是AMD和英伟达都采用GPGPU路线,硬件架构存在很多相似之处。虽然并非完全相同,但可能有70%到80%的部分相似。硬件相似意味着软件更容易兼 容,甚至可以通过一定转换较快完成迁移。

TPU和AWS自研芯片的架构与GPGPU存在更大差异。虽然AWS芯片和TPU已经迭代了六七代,但其兼顾和支持的算法数量相对仍然较少。

以上仅供交流探讨,不构成投资建议